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郡国学和太学的区别

汉代行政区划,地方以郡、国为单位,故地方官学称郡国学。在时间上来说,郡国学之立与太学设立都在武帝时期,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孰前孰后。但是根据史料,我们大致可以断定,郡国学之兴在前。《汉书·循吏传》记载,景帝时期,文翁任蜀郡太守,蜀地乃僻陋蛮夷之地,文翁于郡内兴学,武帝时,“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”。文翁兴学的举措有二:一是选“开敏有材”的郡县小吏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,遣诣京师,由政府出资,受业博士,或学律令。学成而归,给予高位。二是修学官于成都市中,招各县弟子为学官弟子,除其更徭,高者补郡县吏,次为孝悌力田。余英时据举措二认为,太学的建制有取于文翁郡学的规模,因而太学之设立晚于郡国学之兴。
文翁倡学,武帝推广之,天下各郡国都受影响,而地方官吏也渐次开始重视学官设立,韩延寿为颍川太守,所至必聘贤士,以礼相待,修治学官;何武于扬州,兴学而知名。东汉,儒风流化,从皇帝到县邑小吏,基本都为习经儒者,因而为官在任,都注重修缮学官;郡国学校,得以普遍设立,如寇恂在汝南,秦彭在山阳,伏恭在常山,赵岐在皮氏,孔融在北海,李忠在丹阳,卫飒在桂阳,应奉在武陵,鲍德在南阳,任延在武威等。据考证,两汉地方设立学校的郡国有39 个,大多数学校属于东汉时期建立。39 所郡国学分布于13 个刺史部,而以扬州、兖州、益州、荆州为最盛,其中扬州刺史部所辖6 个郡国全部建立了学校。郡国学的教学内容,史书没有明确记载,但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,其教学内容必然与太学的教学内容一致,也是以儒家经典为主。
郡国学的师资力量,远不如京师太学。京师太学是从全国择取“通达国体、温故知新”的博士;而地方郡国尤其是偏远郡国,师资则相对缺乏。文翁在蜀郡时,不得不由政府出资,派人到京师博士处受业,然后回到郡内担当一定的教化职责。直到元帝时期,“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”,平帝元始三年,颁布“地方学制令”,为之置经师,“郡国曰学,县道邑侯国曰校,校学置经师一人;乡曰庠,聚曰序,序庠置《孝经》师一人”。对于“卒史”,瞿蜕园《历代职官表简释》解释说“似以行政之职兼经学教授”,纪昀《历代职官表》转引《后汉书》:“五经百石史各典一经,与经师相羽翼,视他曹小吏有别。文翁选郡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,遣诣京师,受业博士,知学官之中,虽小吏可与博士之业然,则郡国之五经百石史,当近于是”,可见卒史与经师同掌郡国教育,俸禄为博士的六分之一。如果说卒史类于蜀郡选送受业博士的小吏,主要是行政长官,教育职能还不明显;那么经师的职掌是专门负责学校的管理以及经书教授,是非常明确的。除此之外,“郡文学”也屡见史册,盖宽饶以“明经为郡文学,以孝廉为郎”,隽不疑因“治《春秋》,为郡文学”,韩延寿“少为郡文学”,王尊曾经“师事郡文学官”等。瞿蜕园《历代职官表简释》:“汉代名人多为郡文学者,其职务禄秩史无明文。盖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,郡文学即司学校之行政。汉碑中有称郡文学者,有称郡文学掾者,似名称也不一”。吕思勉指出:“汉世文学之职,于郡国教化,关系颇大。”汉魏之际时人王粲说:“夫文学也者,人伦之首,大教之本也。”可见,郡文学通经,授业于郡国学校。纪昀提出“盖当时太常以博士名官,郡学则以文学名官”,认为文学相当于地方的博士。而由文学迁博士,也是很有可能的。匡衡即是由平原文学迁博士。这说明,郡国学与中央太学之间不是隔绝的,它们之间人才互通。也正因为此,郡国学可以说是太学的重要活水源头之一。

太学生如若考试合格,则步入仕途,主要任职中央为郎、文学掌故、太子舍人等,以后再依政绩迁调他职。但是中央职位有限,随着太学生数目的增多,不想白首空归的太学生们,不可能拥挤在有限的职位外排队等候,《后汉书·逸民传》记载,梁鸿从太学毕业后,就曾牧猪于上林苑。两汉时期察举制度完备,太学生也可以通过诏选、察举、辟召而任官,《汉书·张汤传》记载张汤决大狱,“欲傅古义,乃请博士弟子治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,补廷尉史,平亭狱法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一批怀土不乐仕进之人,太学毕业后自愿还乡教授,檀敷少为诸生,举孝廉,连辟公府皆不就,立精舍教授,远方至者常数百人;程曾受业长安,习《左氏春秋》,积十余年,还家讲授。而且,许多太学生本是郡国所举明经之士。由上述种种原因推知,一大批太学生毕业后,实际上更多回到郡国为官或教授,如若为官,他们注重教育,从政策上保证了郡国学的发展;如若从教,他们讲经论道,传授学业,从文化素质上保证了郡国学的教学水平,有利促进了郡国学的发展。因此,可以说太学是郡国学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。
如果说太学具有政学合一的特点,那么郡国学更能体现这一特点。郡国学有两大主要任务:一是增进教化,移风易俗;二是培养人才,精研学问。而后者往往服务于前者,因此真正有心向学的人,大多远赴京师太学或投奔私学大师门下。翟酺所言“诸生横巷,为海内所集”,就是天下之士云集京师的情况。但正如清人赵翼分析说:
盖遭秦灭学,天下既无书籍,又少师儒。自武帝向用儒学,立五经博士,为之弟子员。宣帝因之,续有增置。于是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之《易》,欧阳、大小夏侯之《书》,齐、鲁、韩之《诗》,普庆(庆普之误)、大小戴之《礼》,严氏、颜氏之《公羊春秋》,瑕丘江公之《谷梁春秋》,皆在太学……士之向学者,必以京师为归。……盖其时郡国虽已立学……然经义之专门名家,惟太学为盛。故士无有不游于太学者。及东汉中叶以后,学成而归者,各教授门徒,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,由是学遍天下矣。
可见,地方郡国学无论在水平还是规模上,都还远远不及太学;对于地方郡国学在人才培养上的作用,我们不能过高估计。
【来源:《论两汉太学与郡国学、私学之关系》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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